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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于古祝尧龄——东皋印学研究百题选
 

求是于古祝尧龄
——东皋印学研究百题选 
刘聪泉

  曾有人言及,东皋印学传至清末已乏善可陈。平心而论,光绪、宣统年间确无济叔、鹿游、默公、楚桥一类翘楚,但文脉不绝,艺涯无断,醉心此道者如林如丛,祝尧龄乃其中高枝。祝尧龄幼承家学,再沐乡风,于印学甚有心得,光绪年间将旧藏新镌计657方印章汇为六卷,其中有文、何大师遗珍,有东皋先贤手泽,还有清末名家存真,洋洋乎,炳炳然,在东皋印学史上卓然有集成之功。
  
  一、祝尧龄家世生平蛛迹
  
  清末民初,如皋民间流传“一沙二祝”之说,即当时如皋城厢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为沙氏、祝氏二大家族。一说祝氏原籍浙江,清中期来如皋经商,遂定居如城。祝氏传至祝昌裔(字燕农),其资产积累甚丰,仅次于沙氏家族。祝昌裔有子三人,长子祝福申,字舒恺,号少农,晚清秀才,曾任扬州府学训导,不久辞归。祝福申住如城鹤颈湾,家有“观群堂”,经营乾益祥油坊,任如皋商会议董,与沙元炳相善,沙元炳《志颐堂诗文集•诗卷二》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祝福申曾于“观群堂”置酒为沙元炳庆生,又曾资助沙元炳创办如皋师范学堂,其次子祝荫中(名光樾),娶沙元炳长女沙珠(辉淑),曾就读于如师附设之初中,后亦经营油坊,1932年继其岳父沙元炳任县商会会长,并当选国会议员。二子祝尧龄(少穆),住如城东门大刘巷;三子祝寿慈(稚农,“稚”或写作“穉”),住如城许家巷。祝尧龄、祝寿慈兄弟在如城许家巷开设福康祥钱庄,除存放款、汇划而外,兼营商贸,曾将粮食、大豆运至日本,换购白糖,回乡销售,这大概是如皋最早的外贸生意。后因经营不善,辛亥革命时闭歇。祝尧龄膝下二子,长子祝伊衡,次子痴呆,祝伊衡以收取地租、房租维持生计。祝伊衡子女中有如皋著名文人祝见山,亦为笔者姑祖父贾孝蔚、姑祖母刘逸芬的乘龙快婿(祝见山娶贾府长女贾咸珍为妻,贾咸珍在世,年逾一百岁)。祝伊衡乃开明绅士,对祝见山进行严格的私塾教育,对其参与进步团体“春泥社”亦给予支持和帮助。当时,祝见山与俞铭璜、魏建功、蒋峻基并誉“苏中四才子”。解放战争时祝见山曾任中共如皋县委机关报《如皋报》社社长,解放后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据沙元炳《志颐堂诗文集•文篇卷中》所载《扬州府学训导祝君墓志》,祝福申于民国三年辞世,享年五十八,那么,其生卒年则为(1857-1914),其十六岁时(同治十一年1872)父亲祝昌裔去世,由叔父“翼之牖之”。再据《志颐堂诗文集》卷十《元宵节前一日汉鹿斋小集得书字即藉祝稚农五十春》,(汉鹿斋在许家巷,为祝寿慈宅),此诗作于民国十年(1921),可知祝尧龄之弟祝寿慈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即祝昌裔去世之年所生,小祝福申十五岁。以此为据,估计祝尧龄生年约在同治元年前后。《志颐堂诗文集•诗卷十一》有《伊衡九月二十日三十初度,罗菊觞客,为赋此诗》,此诗作于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可见祝伊衡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此亦可大致佐证祝尧龄生年。既然父亲早亡,祝尧龄作为次子,亦为童年失怙。《志颐堂诗文集》卷十还有《祝少穆筍石斋仿张氏退圃而筑,树屏读书处也。少穆、树屏墓有宿草,退圃亦归鹤亭,上巳日集筍石斋感赋赠伊衡》,(筍石斋在大刘巷,为祝尧龄宅)。此诗亦作于民国十年(1921)。宿草,草经一年之陈根也,张藩(树屏)卒于宣统己酉年(1909),祝尧龄去世至少一年以上。因此,祝尧龄之生卒年约为(1862-1920)。
  
  二、《求是于古斋印存》成书始末
  
  祝尧龄虽年幼年失怙,但得母亲和叔父之教养,亦通诗古文辞,尤精篆籀之学。祝昌裔生前亦有金石之癖,收藏有前人印章数百方,风格类同童昌龄、许容、乔林、黄楚桥诸公之作,所谓“规秦范汉,卓然为吾皋巨手”。祝昌裔时常把玩于手,这对少年祝尧龄自然影响甚巨。父亲去世,印章尽归尧龄。祝尧龄在《求是于古斋印存自序》中写道:“每于茶熟香温之际,罗列几案,检玩一周,风雨晦明,未尝少倦。”(附图一)其印章之好可见一斑。如皋顾锡爵在《求是于古斋印存序》写道:“道咸以来,邓君石如雅负时誉,……友人祝君少穆闻而慕之”。(附图二)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祝尧龄又搜得文彭、何震及潘西凤旧印若干方,“光怪陆离,殆非近人所能望其项背”。曾欲留心摹倣,但因未获师承,力不从心,因此作罢。不久,篆刻名家管又坪游学如皋,祝尧龄与其讲求篆艺,相聚甚欢。管又坪,号柳桥,镇江人,精通六书,工摹博古,铁笔为其余事。其人质直诚朴,多与贤豪长者游。有《敏求轩印存》传世,其印风类似东皋(附图三)。2014年上海工美秋拍曾推出“古砖拓片”,上有民国书画金石家、镇江苏涧宽(硕人)题识,提及管又坪博古雅事。管又坪寓皋期间,祝尧龄请其镌刻《滕王阁序》石印百余方,又散印百余方。祝尧龄评价其印作:“刀法、篆法虽不能与文、何相埒,而秀柔劲正、刚健婀娜,尚不越乎矩矱之外”,“足可坿于诸名刻之后无疑也”。祝尧龄此评价不为不高,于中亦可见祝尧龄印学鉴赏之修为。


(附图一) 祝尧龄《求是于古斋印存自序》

(附图二)顾锡爵《求是于古斋印存序》

(附图三)管又坪《敏求轩印存》印痕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夏五月,祝尧龄将家藏之印与管又坪新镌之印集为一帙,名之《求是于古斋印存》,刊印行世,以飨同好。
  
  “求是”一词,源出《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古为美,这种尚古意识在印章一道极有共誉。祝尧龄对印谱冠之以“求是于古”正是一种推崇古印、追求古韵的价值观取向,也反映了他的印学审美观念。
  
  《求是于古斋印存》正式付梓之前,祝尧龄将手稿呈两位友人审阅请序,这两位友人即江东名贤顾延卿、陈国璋。《啬翁自定年谱》在“八年己巳(1869),十七岁”之下写道:“是岁读《纲鉴易知录》、《通鉴纲目》。识如皋顾延卿锡爵、仁卿锡祥、陈子璹国璋、黄少轩毓龄,通州范铜士铸。铜士后更字肯堂,更名当世。顾、陈、黄并同案为县生员,与为友”。作为张謇的好友,不可不将二人生平简述于此。
  
  顾延卿(1848-1917),名锡爵,以字行,如皋林梓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与张謇为莫逆之交,名列“江苏五才子”,同为“江淮文人集团”领军人物。光绪十五年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为首席随员知州衔秘书,归国后授正五品知州、从四品朝议大夫。曾参与维新变法,后回乡助张謇兴办实业和教育。有《顾延卿诗集》传世。薛福成逝世后,其《出使四国日记》由顾延卿领衔整理校订出版。
  
  陈国璋(1850-1910),字紫珊,一字子璹,如城人,岁贡生,读书博洽,善治经,精文选,尤擅诗古文辞,工行草书。尝与远近名士游,饮酒赋诗,才名藉甚。先后在湖南、安徽两省学使署中为幕,协助学使批阅生员文章。辞归,主讲海门、盐城等地书院。后聘为如皋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国文、书法。有《文介先生诗集》传世,韩国鈞、宗孝忱为炎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海门师山任教的陈国璋和乡居养病的顾延卿应祝尧龄之请,相继为《求是于古斋印存》作序。顾锡爵在《求是于古斋印存序》中写道:
  
  善言天地之变者,必有验于周秦之际。五帝、三王经营天下政教,文字之迹,至周、孔为大备。秦政、李斯用戎,法起西陲,侥倖而抚六合,奋其私智,扫荡先王,并其文字而易之。盖大小篆变为隶书,其去先王之意,几不可以道里计,然晩近相承用不改,至今其中亦有不尽变者,曰篆刻印信之文。上自朝廷,下迄私家之符信,杂以金石,小有增损,要其大略,亦可谓古书之巍然独存者矣。锡爵少时究心此事,以为汉人精雄浑古不可复见,言其最近者曰文氏三桥,神明变化,一技之圣,百代之宗,不可议也。我皋邑之能者曰许氏、乔氏、黄氏,精力所及,颇能窥古作者之本源,斯亦一时一邑之杰也。尝闻之,先人吟石公之言曰,兹事虽细,必刚健而含婀娜,以章法矫变为极,诣参观当时。道咸以来,邓君石如雅负时誉,独其计白当黑,诩为章法,乃殊拙言,见闻之偏,大道不成,可为怅叹,乃在斯人平生之言如此。友人祝君少穆闻而慕之,爰以暇日,聚集近古印篆为一书,其意悲悯,殆与锡爵相印证。盖自西法入中国,百度俱废,将扫荡我文字,续秦政、李斯之故智。予与祝君正丁厥时,以视太平之民供客玩,物传为好事者,岂可同年而语哉。亦有同时某公收罗浩博,往往较增于祝君,然用意与鄙人不合。余又有幽忧之疾,厌与贵人游,故未暇与之深论也。光绪已亥清和月延卿顾锡爵拜撰。
  
  顾锡爵是南通地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他忧心忡忡。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百度俱废。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灵魂----语言文字,更现秦皇“鼎革”之虞,《求是于古斋印存》的文化大义尽在不言之中。
  
  顾锡爵文中所言“收罗浩博”者不知所指何人,其人藏印虽丰,却是蝇营之辈,这与当今一些收藏者类同,炒作名家印章,以奇物居之,牟取暴利;对印学几无所知,却视为禁脔,无见天日。亵渎文明,沾污神物!
  
  三、《求是于古斋印存》佳印举凡
  
  《求是于古斋印存》共六卷。一卷56页,收印111方;二卷54页,收印108方;三卷57页,收印111方;四卷53页,收印109方;五卷54页,收印107方;六卷为《滕王阁序》全文,55页,收印111方。合计全谱收印657方。
  
  印文大概分为四类。一类是祝尧龄自用印,如“雉水祝少穆珍藏图印”“求是于古斋”“淮南江北海西头”“古郧祝氏秘笈”;二类是吉祥用语,如“如南山之寿”“砚寿”“心闲岁月长”“人主延寿”;三类是诗文摘句,如“胸藏丘壑,城市不异山林;兴寄烟霞,閻浮有如蓬岛”“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芙蓉花外夕阳楼”“崇情符远迹,清气溢素襟”。四类是《滕王阁序》全文,即在“滕王阁序”一枚白文印之外,将《滕王阁序》全文分别镌为110枚章法形状各不相同之印。


  字数最多者为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三公分见方之中,大小篆相杂,排列了117字。其次为刘禹锡《陋室铭》全文,亦于三公分见方之中,大小篆相杂,排列了81字。谢逸《江城子》亦有70字。字数最少者仅二字,如“自娱”“古意”“长啸”。尺寸最大者为一枚6.8×6.6公分的方印,印文为“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此句出自《诗经》,略有删节,此印曾见之《养竹山房印稿》,乃曹福田先生遗泽。尺寸最小者为一枚1.2×0.7公分的长方印,印文为“坦白”。


  祝尧龄在《求是于古斋印存自序》中曾言及,此中有文彭、何震及潘西凤旧印若干方,然谱中诸印均未注明作者,笔者无能,一时难辨珠目。所幸者,邑人王皋军先生曾选为专册印行于世,同好可于茶余饭后把卷细酌,笔者无复赘言。《求是于古斋印存》首页右侧有“二集嗣出”字样,迄今未见县志、印史著录,不管“二集”印行与否,凭此六卷,祝尧龄足以名世流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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